国是论坛：先立后破，低碳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8月26日，由中国新闻社和能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举行。此次论坛以“双碳目标下产业转型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为主题。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晓晖、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代表主办方致辞，多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出席此次线上论坛，围绕低碳产业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数字化赋能产业低碳转型等问题建言献策。

刘世锦：绿色技术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新来源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双碳”目标，特别是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对中国经济社会短期、长期发展影响都很大，将带来一次产业结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他特别提到，绿色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变化，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绿色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矛盾，但现在的绿色技术既做“减法”，比如污染防治;同时更多是在做“加法”和“乘法”，比如低碳、零碳等新技术，以及催生和利用这些新技术的绿色投资。

刘世锦预计，这将带来百万亿元人民币级别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的新来源，“谁看到这一点谁就有可能抓住新机遇”。

刘世锦同时提及，在力争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中长期绿色转型与短期经济平稳增长之间的关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基础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

他认为，总的来讲这一过程要立足长远，稳步推进，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应当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分阶段、有步骤稳步推进。

“过去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在这次绿色转型中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刘世锦说，当前绿色转型着眼点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有了新的才能替代旧的。绿色转型应遵循一些重要原则，包括低碳、零碳产业发展先于高碳产业退出，人员安置和就业发展优于资产处置，供给安全平稳作为绿色转型前提等。

黄震：不要一谈到“电力零碳化”就说“弃煤”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黄震指出，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长期以来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未来面向碳中和，化石能源会转变成一种保障性能源，其中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是目前实现大规模化石能源零碳排放利用的关键技术。未来，结合CCUS的火电将会推动整个化石能源电力零碳排放，同时提供保障性电力，保证电网灵活性。

黄震指出，在碳中和愿景下，未来新能源发电+储能以及火电+CCUS，会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组合。这一过程是通过技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和转型的，因此要循序渐进、“先立后破”，不要一谈到“电力零碳化”就说“弃煤”。

面向碳中和，黄震认为，能源转型的方向主要是“五化”。在能源供给侧方面，包括电力零碳化和燃料零碳化。在能源需求侧方面，主要方向是电气化、智慧化和高效化。

以电力零碳化为例，黄震认为，大量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高达41%的碳排放来自电力行业，中国51%的碳排放来自于电力系统和取暖。因此，电力脱碳和零碳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

转型如何走?黄震指出，重点在于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这个系统依赖于遍布全国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风电和储能系统，也包括各种虚拟电场和微电网的技术，使常规火力发电从现在基荷电力转变为调峰电力。当然，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如何实现燃料零碳化?黄震指出，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得到的零碳电力做各种各样的燃料。比如：可以用可再生能源来制氢，也可以合成氨，用于车船等的动力系统，这些都是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总体而言，黄震认为，面向碳中和的能源转型，其核心是以一种颠覆性、变革性的能源技术作为战略支撑，形成全新能源大系统。这不是“赛道超车”或者“弯道超车”，而是换了一个赛道，重新定义人类社会资源利用的方式。

所以，未来谁能够在零碳技术上创新占据领先，就是新赛道上的领跑者，谁就有可能引领下一轮产业革命，黄震表示。

邹骥：“双碳”转型重构产业顶层设计有六方面需考量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双碳”转型的核心应聚焦在重构产业，而重构产业的顶层设计有六个方面需要考量。

邹骥认为，具体来看，第一是达成愿景共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必然要发生转变和升级。有了“双碳”目标后，需要把碳排放的额度看成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实现“双碳”目标也会产生新的需求，例如新技术、新设备、新服务、新制造，这使产业发展可以形成新动能。

第二是在全国范围和不同时间尺度上，例如“十四五”、未来10年乃至未来40年，设立积极稳妥的减排目标并向市场主体分解目标，确定碳资产产权。

第三是“双碳”转型需全国一盘棋，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要发挥各方比较优势。上述比较优势可能体现在资源禀赋、经济区位、地理区位等，也可能是发展水平和能力的比较优势，总而言之要扬长避短，达到整体全国范围内费用效果的优化。

“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要统一地、一刀切地去碳中和，一定是部分单位是碳中和，一部分单位还不是碳中和，还有一部分单位需要负的排放，这样加起来全国范围内是碳中和的。”邹骥强调。

第四是加速推进发展碳市场的定价机制，以市场机制作为优化配置碳资产的基本手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第五是加强过渡过程管理，做到先立后破、升降有序、公正转型。邹骥表示，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产业要上升;有的产业要下降——比如水电、风光、设备制造、市场服务——这些产业毫无疑问会在“双碳”目标下上升，但是一些高碳产业可能在未来40年里会逐渐收缩下降。

但他也指出，“升降”必须有一个大前提：比如电力保供，同时也要保证公正的转型，要注意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把不利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并且配有应对措施。

第六是建设完备的政策和治理体系。邹骥说，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保证不搞“运动式”的碳中和。在中国实现碳中和路径中，需要有一个多部门参与、多举措并举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从这六个方面发力，最终就能够从现在全口径的温室气体120亿吨左右，降到2060年的0。大家看到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有40年的时间，也不算长，要在顶层设计上逐一落实，知道在哪个地方分解多少指标。”邹骥说。

王毅：未来10到20年循环经济将进入非常快的增长期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循环经济无论对于资源效率、资源综合利用及碳减排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碳中和转型发展过程当中，循环经济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在未来10到20年中将进入非常快的增长期。

王毅表示，循环经济对于资源的效应将发挥很重要作用，有机构研究指出，循环经济对碳减排的贡献可以达到50%左右。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都在推动以碳为基础的循环经济，并提出了相关规则，欧盟、美国、日本等在“绿色新政”、推进碳中和的过程中，都把循环经济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王毅表示，在新的阶段，特别是“双碳”约束下，一些国家战略性资源和关键资源的需求非常高，其安全供给也会变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如何利用循环经济的手段使资源得到有效供给和利用，是一个重要挑战。

对于未来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王毅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要完善重点循环经济制度的时间表、优先序，特别是全国人大要统筹制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资源综合利用法等一系列法律。同时循环经济需要较好的设计和更好的制度安排。对于循环经济来说，下一步需要把生产者和企业、政府、消费者联系起来，使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更好运作。

第二是在发展城镇循环经济中需要加强试点和商业模式探索，特别是针对城市的循环经济综合运用服务制度做一些工作，在消费层面推动推动绿色消费。

第三是把循环经济和减碳微观机制完善起来，测算碳减排的贡献需要微观的核算、指标的评估。

第四是加大循环经济领域中对减碳关键前瞻性技术的开发，包括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二氧化碳制造的燃料、材料、化学品、水泥都有很多颠覆性技术要开展。在标准引领中，希望行业协会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是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希望通过多边双边的合作，充分利用中欧、中美、中日之间的相关平台，与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方市场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的发展目标，帮助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戴彦德：实现碳中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根本

“实现碳中和目标，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根本，提高能源效率是关键。降低能源消费、减少对能源的需求，才有条件、有可能让可再生能源来支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原所长戴彦德在会上剖析了中国能源发展现状，并给出了一些建议。

自去年以来，中国官方多次就实现碳中和目标作出重要部署。戴彦德指出，实现碳中和是一场涉及全社会的深刻变革，关系到民族的永续发展，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但目前中国在能源发展上还面临区域环境污染尚未得到根治、油和天然气对外依赖大等问题。

他表示，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在传统能源上作出很多“牺牲”与让步，但这不仅是碳中和目标所驱使，也是中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

“我们国家要实现碳中和，跟欧盟国家是不一样的。”戴彦德说，欧盟国家能源结构发展已来到平台期，再优化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空间，但中国目前仍在迅速发展阶段，尤其能源消费结构仍亟待优化调整。

“对于中国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前提，过去中国增长高度依赖出口，直接与间接出口的能源量大，需要对此转换能源赛道，重视能效，加快工业化进程，加快非化石能源和电力的发展等。”戴彦德说。

他还指出，未来五至十年里，一些重大的固碳技术开发，或许也会使中国能源转型的压力得到缓解。

张永伟：推动汽车与能源、交通协同减碳是重大挑战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表示，推动汽车与能源、交通协同减碳是一个重大挑战。

张永伟指出，汽车与能源协同减碳比单独减碳效果好。根据对不同场景的分析可得出，汽车加速电动化与能源结构加速清洁化是最理想的减碳模型，电动化对能源清洁化有着有力支撑。比如，到2030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大概在8000万辆左右，能提供将近400个吉瓦的调峰，潜在储能规模会接近6000吉瓦时。“有了这样一个移动灵活的电动汽车储能单元，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汽车与交通协同减碳同样如此，张永伟解释道，汽车是交通的组成部分，因此交通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变化、人们出行方式的变化与电动化、智能化密切相关。例如，通过计算不同出行方式人均碳排放量，可得出私家车人均碳排放最高，而共享出行方式，特别是公交公共出行人均碳排放最低，两者差距显著。

“汽车和交通减碳并不是车多车少的问题，而是必须和交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出行方式的变化结合起来，这是汽车减碳另外一个问题。”他说。

张永伟直言，将汽车减碳与交通、能源两个关键领域协同起来进行耦合式减碳，比各领域单独减碳的效果都好，但这也是减碳领域一个重大挑战。

首先，顶层设计方面缺乏协同机制，交通、能源、汽车有各自的减碳规划，不同规划中对跨界力量理解程度也不同，导致协同与否在规划层面上出现冲突。其次，机制上不协同，各自有一套实施体系，导致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停留在理论和示范阶段的协同，真正规模化应用还很难看到希望。最后，政策法规不协同，比如能源现在很快就可以使用碳排放政策，但是汽车还未进入碳排放体系，特别是碳交易机制当中，导致汽车减碳无法享受减碳政策。

“汽车自身减碳面临着压力，并且非常需要与能源、交通协同减碳，但这需要试点，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张永伟说。

朱彤：“十三五”以来，中国高耗能产业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朱彤提出，“十三五”以来，中国高耗能产业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产品性能、污染物排放的环保指标、企业的创新能力等都大幅提升。

朱彤提出，一方面，治霾的主要思路是“末端治理”——提升排放标准，关闭不达标企业、高耗能产能控制等;另一方面，“双碳”目标确立后，高耗能产业成为制造业减碳的重中之重，除了进一步强化雾霾治理时期的上述末端治理措施之外，进一步增加了“能源双控”等手段，通过控制企业的能源消费来推动其“减碳”。

朱彤认为，制造业减碳的关键点，一是依靠能源低碳转型推进减少高碳能源消费，二是利用低碳技术改造生产工艺过程实现减碳。

朱彤说，中国具备发展“低碳”的高耗能产业的优势条件，这是确立中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构成要素。

朱彤说，我国发展“低碳”高耗能产业的优势条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光伏发电、电动汽车等低碳能源技术推动我国电力行业和交通行业的低碳转型，为高耗能产业提供越来越多的“低碳能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高耗能产业的庞大产能、先进技术和工艺为企业低碳技术探索和示范、加速低碳技术迭代和大规模推广的市场条件。

朱彤说，比如，我国钢铁工业已经有了利用焦炉煤气制氢还原铁技术示范项目，可以使长流程炼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二，同时具有吨钢生产成本优势。这样的技术一旦大规模推开，将大大加快我国钢铁工业的低碳转型，实现产业发展基础上的碳减排。当然，能源消费总量也会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在高耗能产业的低碳转型逻辑下，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如何去发展一个低碳的高耗能产业”，朱彤说。

朱彤表示，总之，依靠限制能源消费和压缩产能实现的“减碳”是不可持续的，高耗能产业的“低碳转型”才是解决“发展”与“减碳”矛盾的关节点，并与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基础之上的“美丽中国梦”相向而行。

刘文强：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急需低碳转型

赛迪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表示，数字化正在推动高耗能行业节能;同时，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ICT)能耗快速增长，急需低碳转型。

刘文强说，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5G技术等的融合发展，正在改变整个能源的生产、运行、传输模式，利用这些数据实现数字化赋能，可以提升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刘文强表示，从更广泛意义讲，数字技术在能源革命战略中正发挥重要作用，引领能源产业变革，成为一个源动力。现在，数字化赋能发电设备、新建能源的比例已经显著提升。未来，能源生态体系各个方面会形成全链接的数字生态。

数字经济也在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如清洁化转型、能源消费环境多元化等，电力公司、电网公司纷纷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出一些数字化产品。

数字化还推动了高耗能行业节能。2010年起工信部推动高耗能行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用信息技术建设能耗的在线监控系统、管控系统，根据在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经验数据，大致节能3%左右。

刘文强认为，“十四五”期间要高度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能源系统效率提升，特别是通过新型电力系统、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广泛结合，推动能源互联网建设。

刘文强提醒，也要高度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ICT)能耗快速增长的问题。数据中心整个营运周期能耗占成本的50%以上，5G基站的能耗是4G基站的3倍左右，有数据预测到2025年5G基站总耗能大致占到全社会用能量的2%。信息系统相比较高耗能行业，可能不如钢铁等行业能耗高，但信息系统、数据中心、芯片能耗都很高。随着数据中心、数据快速增长，这方面能耗也急需低碳转型。

刘文强说，尽管数字化会促进低碳转型，但未来数字产业中云、管、端等终端设备，以及数据中心长期发展的能耗、排放增长情况，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数据。数字化应用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效，也没有统一的数据。目前包括赛迪研究院在内的一些机构正在试图开展相关的测算工作。

左新兵：深圳已经迈出了数字能源的第一步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创新中心材料与能源产业研究所所长左新兵表示，深圳已经迈出了数字能源的第一步，未来新的模式和新的创意将在碰撞中催生出更多更活跃的、绿色的、数字化的探索。

关于数字技术如何助力高质量低碳发展，深圳已有初步探索，左新兵从三个方面给予阐释。

首先，在建筑方面，深圳的达时智能聚焦智慧建筑、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开发物联网智能新产品，其经验显示，数字化的管理可以带来5%到10%的节能效果。“考虑到现代化城市中建筑占能源消费的比例，其潜力非常可观。”左新兵说。

其次，在虚拟电厂方面，深圳初步梳理了可以作为需求侧响应的负荷，初步计算，可控部分至少有600万千瓦，未来数字化负荷集成、电力调峰和交易有了基础空间。

第三，在可再生能源消纳方面，深圳正在推进分布式光伏，利用5G低时延、高可靠性特性，支撑海量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帮助进行智能预测和调控。左新兵透露，目前，深圳围绕着智能电厂、智能电网和智能油气、智能综合能源、智能制造和建造等方面计划拓展一批5G典型的应用场景，建设一批5G行业的专网和虚拟专网，以推动5G技术进一步赋能能源领域典型场景，促进数字信息技术和能源行业深度的融合。

左新兵表示，围绕着上述方向，相关企业能够找到新的业务着力点，把数字化应用于生产环节中，这有利于帮助企业提高效率，达到降碳目的。

可以预见，数字化能够为生产生活方式的低碳转型带来巨大推动力，为企业和家庭算好节能的经济账，打通多种能源应用和供需互动相互之间的影响，极大拓展电力市场广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低碳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