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开启中国绿色革命新浪潮

文/昌灏，湖北工业大学 生态文明与绿色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既展现了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大国担当和坚定决心，又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擘画了宏伟蓝图；对于加快推动“十四五”绿色低碳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双碳”目标彰显大国担当与转型决心

在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80万年里，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240ppm均线上下波动；工业革命以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到了417ppm，而且从未回落过。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导致了大气和地球表面的变暖、海平面升高、气候极端等众多问题。自19世纪末以来，全球平均地面温度上升了0.3-0.6℃；在过去的100年中，全球海平面也相应上升了10-25厘米（IPCC，1995）。倘若不采取相应举措，再过50-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3℃，海平面将上升30-100厘米，从而使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受到极大的危害。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的共识就是，气候环境问题真的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目前，全世界约有50个国家实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量占到了全球排放的36%左右。其中，欧盟基本上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碳达峰，其峰值为45亿吨；美国碳达峰时间为2007年，峰值为59亿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发展中大国之一，而且不断提出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2020年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年12月，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确定为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碳达峰”和“碳中和”更是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碳目标”的提出，既展现了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大国担当和责任，又体现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决心和信心。

然而，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来看，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并非易事，未来必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据估计，我国实现“碳达峰”的预测峰值约为106亿吨。从实现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欧美发达国家基本都经历了50年到70年；而我国的目标期限仅为30年。加之，中国现有以高碳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年碳排放量超100亿吨且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持续走高。《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19—2020）》显示，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达43%。可见，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将同时面临着能源需求增长与减排降碳的双重巨大压力。如果现在不做好准备工作，那么，“双碳目标”就会变成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要比欧美付出更大、更多的投入与努力，方能迎头赶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钢表示，未来中国在实现“碳中和”方面的总投入将超100万亿元。这意味着“绿色革命”在未来必将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确定性最高、体量最大的一条产业赛道，一个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将会被打开。这势必会创生众多新兴行业，重新配置资源，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以及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能源转型——绿色革命的中心战场

当前，我国约90%的碳排放量集中在能源领域，且同时面临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结构性矛盾突出、对外依存度持续走高以及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博弈加剧等能源安全问题。为了实现“碳中和”，同时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闸门”，能源行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即化石能源电气化与电力产业低碳化已迫在眉睫。正如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能源发展呈现低碳化、电力化、智能化趋势。”根据中国投资协会估计，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技术领域需要投资70万亿元，这势必会驱使以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建设驶入“快车道”。

低碳电力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根本途径，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拥有强大装备制造能力与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链优势。国家能源局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9.48亿千瓦。其中，水电装机3.71亿千瓦（其中抽水蓄能3179万千瓦）、风电装机2.87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2.59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3148.5万千瓦；从新增装机分布看，一季度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526万千瓦，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占比约54%，“三北”地区占46%，风电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光伏新增装机533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252万千瓦、分布式光伏281万千瓦。除此，我国户用光伏发展表现抢眼；截至2020年底，全国户用光伏累计装机已超过20吉瓦，安装户数预计超过150万户。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双碳”目标意味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10年，新能源装机将保持在110吉瓦以上的年增速。整体而言，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扩大；尤其是光伏产业的产能和市场规模世界第一，对比欧美国家具有压倒性优势。可以说，在未来新一轮的绿色工业革命中，我国已做好准备，很多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

三、低碳经济——绿色革命的中坚驱动

特斯拉作为一家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在多年亏损之后，在2020年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但该公司所获利润并非来自于汽车销售这一核心业务，而是得益于它向其他汽车制造商出售碳排放积分。2020年，特斯拉通过出售碳排放积分获得了15.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远高于2019年获得的5.93亿美元和2018年获得的4.19亿美元，同时也远远超过该公司7.21亿美元的净利润。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出售碳排放积分这部分的额外收入，特斯拉在2020年将出现净亏损。在过去五年里，出售碳排放积分为特斯拉带来了33亿美元的收入。“碳交易”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统称，在《京都协议书》要求减排的6种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为最大宗，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计算单位。在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从而具备了商品属性。当免费的公共资源成为明码标价的稀缺商品后，碳交易不仅能够让具备环保属性的企业获得更多资金来源，也会增加碳排放企业的成本，从而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以达到“碳中和”的目标。相比趋于成熟的欧美碳交易市场，我国碳交易起步较晚。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等7地启动地方碳交易试点工作，覆盖钢铁、电力等20多个行业的约3000家企业，累计成交量超过4亿吨，累计成交额超过90亿元。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于今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碳交易试点将扩展至全国，仅第一阶段纳入控排范围的发电行业就足以让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据业内人士预计，2021年我国碳交易市场成交量或将达到2.5亿吨，为2020年各个试点交易所交易总量的3倍，成交金额将达60亿元。到碳达峰的2030年时，我国碳交易累计交易额或将超过1000亿元。

“碳关税”是另一个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能有效地减少CO2排放，降低能源消耗，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碳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涉及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诸多方面，随着碳税的提高，减排效应亦会不断增加。国家财政部建议，中国的碳税最终应该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的消耗量来征收。碳税在起步时，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税10元，征收年限可设定在2012年；到2020年，碳税的税率可提高到40元/吨。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碳税会降低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碳税可增加政府收入，扩大政府的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从时间角度考察，短期内碳税会影响相关产品的价格，抑制消费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碳税将促进相关替代产品的研发，降低环境治理成本，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可见，“碳交易”和“碳关税”作为驱动低碳发展的金融工具，是倒逼我国企业加快绿色转型进而实现“双碳”目标的强大驱动力量。正如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指出的，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既是当前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也是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