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产30万吨煤矿退出第二年：由数量关矿到质量关矿

“湖南省保留的是年产15万吨高瓦斯矿井和年产30万吨高突矿井，我们在2017年就完成了提能扩规，所以是合乎产业政策的。”7月1日，新化县韩家山煤矿负责人杨秋华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韩家山煤矿由于提早完成了技改且资源条件高位列湖南省现有产能保留煤矿情况的名单中。根据今年4月发布的《湖南省分类处置30万吨/年以下煤矿促进煤炭行业安全发展工作方案》，现有煤矿产能被分为三批：保留一批、升级改造一批以及限期关闭退出一批，涉及煤矿数量分别为49处、67处及32处，共计149处。

除了湖南，江西、福建、江西接连发布有关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的工作方案。而这轮工作的背景始于去年8月六部委《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发改能源〔2019〕1377号)的联合印发。

在这份文件中指出，30万吨/年以下(不含30万吨/年，下同)煤矿数量仍有约2100处，淘汰落后产能、破除无效低效供给的任务依然较重。方案提出，力争到2021年底全国30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减少至800处以内。

7月2日，三江达(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成功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去年六部委就发布了指导意见，给各省下了指标，今年相当于是行动计划向前推进的第二年，从执行情况看，宁夏已经没有30万吨/年以下的煤矿了，甘肃省今年计划关闭退出煤矿10处，产能共156万吨。目前黑龙江、江西、云南、湖南等省份小型煤矿还比较多。”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印发的《2020年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中再次强调了对30万吨/年以下煤矿的分类处置工作，提出要结合本地区煤炭供需形势和资源运力情况，加快落实已制定的实施方案，按照严格执法关闭一批、实施产能置换退出一批、升级改造提升一批的要求，加快退出低效无效产能。“十三五”收官之年，煤炭去产能由总量去产能转向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产能，而有关煤矿智能化发展、已退出煤场的生态修复也被提上议程。

避免“一刀切”

“按照煤炭工业井工矿的设计规范，30万吨/年及其以下的煤矿属于小型煤矿，露天煤矿的标准则是100万吨/年。如果单纯以年产30万吨的标准去卡，难免有一刀切的问题。”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不同省份的煤炭资源禀赋差异很大，根据成功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国煤矿数量共计3816处，主产区陕西、内蒙古、陕西煤矿数分别为643、383以及251。小型煤矿数量共计1241处，四川、黑龙江、贵州、云南、湖南等地的数量偏多，分别为286、264、118、105以及78处。

再看小型煤矿集中度，小型煤矿占比超过90%的省份共有5个，分别为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四川，具体数值分别为100%，96%、94%、93%和91%。

这些地区也成为2019年小煤矿退出工作的主要开展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退出小煤矿759处，涉及产能6594万吨/年，其中黑龙江共减少242处、湖南共减196处、贵州退出195家江西、湖北分别退出58处和27处。

成功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省份的情况不一，根据去年的公告产能来看，现在主要的30万吨/年以下的省份主要集中在黑龙江、云贵、湖南等地。这些地方原本对煤炭资源情况就不是很好。根据此前的调研情况，一些偏远地区，如青海南部等地原本就缺乏其他的资源，小煤矿退出后，缺少这部分煤炭资源未能补充，局部的供需矛盾势必会有所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小型煤矿的退出工作，不同省份的态度及推行力度也有所不同。以执行情况较好的湖北为例，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之前当地的小煤矿集中度高且事故多发，关停并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一状况。云贵地区则在2013年左右开始做兼并重组，推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而对于陕西这样的主产区，即便陕南铜川、商洛等地还有很多小型煤矿，但陕北的供应能力在，分类处置工作更加便于推行。

东北、西南、中部原本的煤炭资源条件不太好，这就决定了其井型就不可能太大。上述人士认为，如果从民生角度考虑，有些矿没必要关。但从安全、环保、技术、质量等标准综合考虑，也并不是要将30万吨/年以下的煤矿全部关停，分类处置的必要性由此体现。

以湖南省的方式为例，根据其发布的分类处置方案，至2021年底，计划将全省保留煤矿总数控制在100处以内，30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在2018年基础上减少57%以上。工作目标由数量关矿转向质量关矿：对于按现有产能保留煤矿要其高其安全保障能力;具备条件的煤矿要推动升级改造工作;对于限期关闭的煤矿应早关快关。

时空性、局域性的矛盾可能显现

小型煤矿产能相继退出后，对于煤炭总体的供需情况以及煤炭资源禀赋不佳的煤炭调入区域将有何影响?

对此，多位煤炭行业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供需总体来看影响有限，时空性、局域性的矛盾则有可能显现。

易煤研究院总监张飞龙对经济观察网表示：“煤炭新增产能投放的规划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即便今年的新增产能投放的量相对于之前有所下降，但仍然会有新增产能投入。”

成功表示：“前期优质产能在陆续释放，但是遇到疫情这样的逆经济周期的事件，目前市场的情况相对过剩，可以看到进口煤的部分从今年四月开始收紧。”

不过区域性煤炭资源调入紧张的固有问题也会存在。

以两湖地区为例，张飞龙对解释称，其区域内的中小煤矿很多，近年的退出力度也比较大，加之从地理情况来看，两湖地区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区域，这意味着这些区域的调度需求非常大。在此前调运通道不甚通畅的局面下，这些区域形成了价格高地。从全国的整个煤炭价格的结构上来说，其煤炭价格会明显偏高，在北煤南运的铁路线路不畅的情况下，两湖地区的煤炭高度依赖水运，把陕山西陕西的煤发运到北方环渤海地区之后，由水运至长江口之后再走湘潭，一路逆流而上到宜昌，然后再做一些散货运输，整个线路非常复杂，周期耗时较长。

上述情况随着蒙西至华中铁路开通运营有所改善，按照计划2020年完成运量6000万吨，2025年前逐步达到2亿吨设计运能，或将显著增加“两湖一江”等地区的煤炭调入能力。“各省调入的缺口可能会扩大。一方面去产能，一方面要加强运力，总体运力肯定是过剩的，因为西煤东运的主干道都扩大了运能，蒙冀线、瓦日铁路一直是富余的，大秦基本上是饱和的。大体来看是富余的，局部肯定会有问题。”成功表示。

而针对如何平衡处理小煤矿关闭与煤炭保供的关系，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一方面，对30万吨/年以下煤矿实施分类处置，重点是破除无效低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一些小煤矿长期停产停建，在煤炭供应中的实际作用很小;部分具备条件的小煤矿实施升级改造，将增加安全可靠的产量;此外，各地还可根据用煤需要，少量保留一批条件相对较好的30万吨/年以下煤矿。另一方面，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要与区域能源结构调整、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等同步推进，下一步将通过推进煤炭减量替代、提升煤炭储备能力等措施，提升供应保障能力，确保不因小煤矿退出影响煤炭稳定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