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产业,深度调整期 单一政策驱动演变为政策、市场双驱动;市场规模扩张演变为技术和模式创新;从污染施治后端演变为绿色生产前端,三方面因素正驱使环保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在环保产业洗牌过程中同样隐现技术空心化、产能过剩及金融运营三重风险。近年来,在政策驱动下,我国环保产业呈现出市场规模与投资双高增长的发展格局,随着产业驱动力的改变,产业进入新一轮深度调整期并隐现三重风险,即企业规模大肆扩张掩盖核心技术储备不足,隐现技术空心化风险;资本盲目跨界布局难掩发展质量不高现实,隐现产能过剩风险;企业依靠绿色金融融资亟需“去伪存真”,隐现金融运营风险。对此,须冷静思考,消弭潜在风险,保障最终能够实现产能出清和优胜劣汰。 一、三方面因素驱使环保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一)单一政策驱动演变为政策、市场双驱动 一是产业政策基本完成顶层设计。随着系列环保政策法规出台,环保政策正在形成协同效应。在各项产业政策支持及财政资金的激励下,环保产业规模和投资比重实现了“双高”增长,各细分领域均呈现出快速的盈利与成长能力。其中,2015年环保投资占GDP比重为1.3%;2016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到1.16万亿元,39家主营环保上市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0%左右;2016年环保装备制造业实现产值6200亿元,前11个月以25.8%的增速位居129个机械制造细分行业的第5位。 二是产业从“规模时代”步入“效果时代”。以政策培育市场为目标的行业导入期接近尾声,环保“发烧发热”后将进入政策与市场双驱动的“冷静期”。随之,产业政策、产业链整合及资本跨界等因素加速企业海外技术并购,环保产业驱动力完成转换后步入“下半场”。单纯靠政策红利或无法适应新技术、新业态变革的企业将面临“生死大考”,由此将可能引发产业细分领域结构性洗牌。 (二)市场规模扩张演变为技术和模式创新 一是技术和模式创新将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供给侧,“环境刚需”驱动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间技术与模式竞争加剧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传统环保企业以“设备+工程”为主的商业模式将不可持续,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强度及差异化服务水准将逐步“浮出水面”。未来环保装备将依托智能制造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以绿色制造实现全生命周期清洁生产,以服务型制造来提高附加值。 二是加速外延并购获取技术和管理体系。为了形成先发竞争优势,部分龙头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体系,大型环境集团并购科技型中小环保公司以弥补自身短板,相较于扎根未稳的中小企业,那些在细分领专注并拥有核心技术壁垒的企业有望实现重围。其中,仅2017年上半年,行业并购就达20余起,涉及金额超过200亿元。 (三)从污染施治后端演变为绿色生产前端 传统环保企业主要以制造、销售环保设备为主,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较低,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比较单一。新时期,环保产业业务正在从末端治理向企业各个生产环节渗透,环境治理从单一细分领域向系统性、复合性转变,从单个污染源治理指标向整个环境治理体系效果转变。传统环保企业亟需向投融资、环境咨询服务、环境技术及运营服务等产业链高端领域延伸,行业呼唤节能减排整体解决方案及清洁生产解决方案提供商。 二、环保产业洗牌过程中隐现三重风险 (一)企业规模大肆扩张掩盖核心技术储备不足,隐现技术空心化风险 一方面,在政策驱动时期,蛰伏已久的龙头企业或者有资本实力的跨界企业快速“跑马圈地”,主营业务高速增长掩盖了企业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产业供给能力和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呈现出非正相关现象,同时对中小企业形成巨大的“挤压效应”。其中,2016年环保百强企业平均科研投入占营收比例仅为3.9%,环保十强企业平均科研投入占营收比例仅为5.8%。部分装备、技术主要依赖进口,未能规避核心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另一方面,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市政环保和工业环保项目需求高涨,并且很多处于“要马上治理,要马上见效”状态,供给端由于技术储备不足陷入各自为主的混乱局面。比如,部分环保企业靠鼓吹自我技术和设备先进来扰乱市场秩序,部分环保企业靠购买国外技术来占据市场,部分环保企业靠购买不成熟技术“浑水摸鱼”,未充分考究技术的因地制宜性和效果持续性,部分市政和工业环保项目治理后出现“水土不服”现象,陷入反复治理的非良性循环。 (二)资本盲目跨界布局难掩发展质量不高现实,隐现产能过剩风险 一方面,资本跨界布局热度高涨。由于行业进入门槛不高,外加传统制造业效益下滑明显,吸引部分机械、轻工、建筑等传统行业中的企业错把转行环保当成自身转型升级,甚至存在僵尸企业摇身一变成为节能环保新兴产业,凭借资本、工程建设以及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积淀实现跨界,没有技术储备和研发机构就盲目布局环保产业各细分领域。同时,部分环保工程或PPP项目低价中标现象严重,运营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环保产业已经隐现低端建设和产能过剩风险,应高度警惕环保产业重走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弯路”。 另一方面,产业集中度亟需提升。据统计,我国4万家环保企业中近90%属于中小微企业,上市企业不足百家,虽初步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及沿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布局,但很多中小企业面临“不转就死,不进则退”的境地。企业要厚植创新发展理念,苦练内功实现高端转型,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布局国际市场。此外,由于环保产业集中度较低,已严重制约了行业关键共性技术进步及服务的集约化,突出表现为优质企业及整体解决方案商较少。 (三)企业依靠绿色金融融资亟需“去伪存真”,隐现金融运营风险 一方面,绿色金融亟需去伪存真。为解决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相继设立绿色信贷、债券、保险等支持产业发展。其中,绿色信贷余额占各项贷款比例从2013年的8.7%提高到2015年的9.7%,已发行的89只绿色债券规模达2752.7亿,占同期全球达30.34%。但同时发现部分环保企业为通过绿色金融融资,频发凭空捏造绿色项目、贴“绿色”标签、多渠道获取绿色信贷等“洗绿”行为,造成了虽冠“绿色”项目融资之名,但行低端建设等非绿色之实。 另一方面,部分细分领域杠杆率过高初显。市政环保项目以PPP项目为主,工业环保也多以“设备+工程+整体解决方案”为主,因此,环保行业本质具备资金驱动属性。同时,存在部分PPP项目奖补政策不到位、合同违约、行业效益较差(部分市政环保项目投资回报率仅为5-8%)等系列问题。环保产业部分细分领域资产负债率过高苗头显现,其中,2016年环保行业上市公司整理资产负债率达54%,大气领域平均资产负债率达59.9%,固废领域平均资产负债率已达60.4%。随着政府环境采购覆盖面的拓宽,政府支付能力面临巨大调整,PPP热潮下应高度警惕集聚的金融风险。 三、几点建议 (一)加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一是在环保产业强省筹建省级环保技术创新中心,采用“公司+联盟”模式运行,重点在黑臭水体治理、VOCs治理、脱硫脱硝等重点领域,加大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供给、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应用。二是完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专项等资金统筹与使用,切实避免重复立项,增强环保产业协同创新能力。 (二)进一步规范环保产业市场 一是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加强环保行业产能及产能利用率的统一监测,适时发布企业数量与产业规模、淘汰落后产品技术目录、绿色制造示范企业案例集等,引导其它行业企业理性跨界投资。二是适当提高环保企业准入门槛,加大对企业生产制造能力、研发创新能力、系统解决方案能力的考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一是尽快出台及完善对绿色金融项目的认定标准和考核标准,加速发展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形成健康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二是借助“PPP+ABS”示范项目和PPP资产交易平台,完善和推进环保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政策支持,在激活PPP投融资链条基础上完善社会资本退出渠道。 作者单位分别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