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效：中国核潜艇没有“之父”

我是一名海军退休干部，海军专业作家。48年军龄，40年“创龄”。我曾写过很多海军题材作品，也写过核潜艇，如报告文学《水下先锋》等。核潜艇部队刚刚组建时，第一批艇员只有36人，我在《水下先锋》一文中，称他们为“36棵青松”，后来媒体都一直沿用这个说法。

记者也好，作家也好，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喜欢归纳总结提炼所写人物的特点，然后贴上各种“标签”，如“铁人”、“铁姑娘”、“神童”、“学霸”之类，目的是为了使这个人物形象更生动，留给人们的印象更深。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我国的新闻界，有个不好的习惯，即不顾事实，不顾历史，不顾国情，胡乱贴标签，胡乱戴高帽，其结果往往影响很坏，既损害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也损害了典型人物的真实性。

比如，2014年2月11日，“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揭晓，中国核潜艇第二任总设计师黄旭华榜上有名，并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核潜艇工程从1958年第一次立项，到2013年，已经过去了55年，期间有成千上万的 技术人员、海军官兵和工人默默地为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选出一个代表人物做些宣传，壮国威，壮军威，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莫名其妙地给黄旭华戴一顶“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桂冠，就有点过分了。此事在参与核潜艇工程的老一代人员当中引起很坏的影响，甚至涉及到对黄旭华人品的评价。因为我对宣传典型这一套工作程序比较熟悉，我就跟他们解释：“这都是记者惹的祸，主要不是黄旭华的责任。”有人反驳我：“黄旭华本人也有责任。你可以公开表态：这顶帽子戴错了，不是我的。不表态，起码是默认。”不能说反驳没有道理。为什么大家对此事反应如此强烈呢？因为中国核潜艇历史上就没有什么“之父”。

20年前，我曾与中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合作，写过一本长篇纪实文学《核潜岁月－－中国核潜艇办公室主任亲历记》，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当年参与核潜艇工程的有关人员，对中国核潜艇的历史比较熟悉。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并很快得到批准。因为外国对我国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毛泽东在1959年10月发出号召：“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2年初，根据国内形势的需要，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批准核潜艇工程“上马”。

1966年，六机部成立09工程(即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陈右铭兼任办公室主任。

1968年2月，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之下成立核潜艇工程办公室，负责处理研制核潜艇的协调领导和管理日常工作。陈右铭为主任，陈世谦、李海亭为副主任。

核潜艇工程开工后，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于1969年10月成立了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不变，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工作。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下面有四个专业组：总体、动力、武备、电子组。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1年8月23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开始航行试验。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这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1979年9月，为了加强核潜艇工程的技术抓总和协调，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任命彭士禄为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纬禄、赵仁恺、黄旭华为副总设计师。

1983年3月19日，黄旭华接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改为顾问。

从上面介绍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核潜艇工程最早是由聂荣臻元帅提出来的，整个工程是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周总理是中央专委主任，中央专委下面有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面有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办公室下面还有四个专业组，专业组下面才是各个专业单位：总体、动力、武备、电子部门。黄旭华只是总体部门的一个副总工程师。

当媒体把“中国核潜艇之父”这个头衔往黄旭华头上一戴，立刻就在核潜艇的圈子里炸了锅。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假如中国有10个“核潜艇之父”也轮不到他啊！更何况“之父”只有一个！

外国人喜欢用“之父”来表彰那些在某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比如美国的“核潜艇之父”叫里科弗，曾是美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大约相当于中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那样的角色。因为不知道美国的军工体制和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权力，所以无法评论里科弗这个“核潜艇之父”是否实至名归，在中国，陈右铭是绝对不敢接受“核潜艇之父”这顶桂冠的。里科弗生前曾访问中国，陈右铭接待过他。两位曾经的中美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里科弗称陈右铭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陈右铭连连摆手称“不敢，不敢”。

按照中文的词义，父乃多义，其中有“对某一种大事业的创始者的尊称”之义。

黄旭华虽然参加核潜艇项目比较早，但他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不能算是“创始者”。1979年9月，核潜艇工程实行总师制，第一任总设计师是彭士禄，黄旭华是三位副总设计师之一。1983年，黄旭华被任命为第二任总设计师，马马虎虎算是总负责了，但此时距离1958年核潜艇第一次立项已经过去了25年。假如总师可以称“之父”，那么也该把这个荣誉给第一任，不该给第二任啊！

中国人喜欢树典型，树典型喜欢拔高，一拔高就会成为“变形金刚”－－把别人的事情嫁接到他的身上，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相信这种典型了。很不幸，黄旭华老先生也被那些树典型的人拔了高。更糟糕的是，这样一来，就把中国核潜艇的历史搞乱了！

当年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参谋，现年84岁的王德宝说：中国就不适合搞什么核潜艇之父，如果说中国有核潜艇之父，那得是聂荣臻！因为搞核潜艇的动议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王德宝接着说，如果说聂帅级别太高，从聂荣臻这里往下排，选一个级别不太高的人当“中国核潜艇之父”，那也选不到他呀！

当下中国，除了“核潜艇之父”，还有“航母之父”、“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等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此类“之父”之说可以休矣。外行看着热闹，内行看了嗤笑。

我写此文的目的，不是要和哪个人过不去，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宣传典型，既要向历史负责，也要向当事人负责。做“标签”可以，但要做得准确精致一点；编“桂冠”可以，但要编得大小合适一点。否则，让行内的人看着难受，让当事人戴着也难受。对百姓是一种伤害，对当事人更是一种伤害。典型宣传，还是少一点花拳绣腿，多一点实锤干货为好。

我很欣赏白岩松说过的一段话（大意）：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谓干新闻的人就是往历史的洞穴里放资料，让后人在考古的时候去找那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放进去的东西都不代表这个历史，很多年后考古的人把它挖出来还信以为真，历史将会怎样？考古将会怎样？而那个留下的新闻背影又将会怎样？所以，对所有的新闻人来说，真正的考验就是：你在往历史的洞穴里放什么？

为了给后代留下一段相对准确的历史，我呼吁人们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新闻打假”行动！

2018年11月26日于北京